蔡玲玲谈陶瓷#18

陶瓷的地域性体现在不同地区因独特的自然原料、工艺传统和审美文化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和技术体系。

陶瓷的地域性，只要纵观历史上各地窑口的出现发展历程，就不难理解这一属性的存在。中国幅员辽阔，地理环境多样，不同地区的土质、水源、气候以及人文传统，共同塑造了陶瓷艺术丰富而鲜明的地方特色。尽管当陶瓷发展到了宋、明、清时期，景德镇在制瓷行业的地位不可取代，并集中了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优势资源。但是整个陶瓷发展的历史，依旧由不同地区、不同窑口所共同书写。

定窑白釉刻“徐六铭记”铭皮囊壶（故宫博物馆）

从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开始，陶器便依次在相隔甚远的多个文化中出现。甘肃秦安的大地湾文化陶器质朴粗犷，陕西宝鸡北首岭文化的陶器则体现出早期人类对器型的有意识塑造；河南渑池的仰韶文化以其精美的彩陶闻名，纹饰生动、色彩鲜明，展现了先民对自然与生活的细致观察与艺术再现；山东宁阳的大汶口文化陶器造型规整，胎体细腻，表现出较高的工艺水平；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陶器则以夹炭黑陶为特色，器表多饰绳纹，体现出南方水乡地域的独特风貌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黑陶双耳小罐（故宫博物馆）

此外，甘肃临洮的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繁复、线条流畅，四川巫山大溪文化的陶器富于地域装饰风格，浙江嘉兴的马家浜文化陶器多为红陶，并常见鼎、豆等器形，河南陕县的庙底沟文化陶器在仰韶文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，纹饰更为抽象化与符号化，浙江杭州的良渚文化黑陶薄胎光亮、器形优雅，显示出很高的工艺成就，湖北应变山的屈家岭文化陶器以灰陶为主，纹饰简洁明快，甘肃广河的齐家文化陶器则多见双耳罐等器形，山东章丘的龙山文化蛋壳黑陶堪称史前制陶技艺的巅峰，青海的卡约文化陶器则带有浓郁的西北草原民族特色。

这些早期陶器几乎涵盖了全国大部分地区，反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，也奠定了后世陶瓷艺术地域分异的历史。

越窑青釉双系执壶(故宫博物馆）

而当瓷器出现之后，各个窑口开始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。唐朝是中国陶瓷发展的一个高峰，当时北方邢窑的白瓷类银似雪，南方越窑的青瓷如冰似玉，形成“南青北白”的瓷业格局。越窑的秘色瓷更是以其莹润的釉色和精湛的工艺成为贡御珍品。此外，洪州窑、寿州窑、耀州窑、长沙窑、巩县窑等也都各具特色，如长沙窑开创釉下彩绘先河，耀州窑刻花青瓷刀法犀利、纹样生动。这种遍地开花的形式，不仅满足了不同地区、不同阶层人群的生活与审美需求，也为此后宋朝瓷器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技术、艺术与市场基础。

长沙窑花鸟纹壶（故宫博物馆）

在陆羽所著的《茶经》之中，关于“器”这一节，细致地分析了各窑口所产瓷器在茶事中的表现，其评价标准深刻反映了当时的审美趣味与实用考量：“碗，越州上，鼎州次，婺州次，岳州次，寿州、洪州次。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，殊为不然。若邢瓷类银，越瓷类玉，邢不如越一也；若邢瓷类雪，则越瓷类冰，邢不如越二也；邢瓷白而茶色丹，越瓷青而茶色绿，邢不如越三也。晋·杜毓《荈赋》所谓器择陶拣，出自东瓯。瓯，越也。瓯，越州上口唇不卷，底卷而浅，受半升已下。越州瓷、岳瓷皆青，青则益茶，茶作白红之色。邢州瓷白，茶色红；寿州瓷黄，茶色紫；洪州瓷褐，茶色黑：悉不宜茶。”这段经典论述，不仅是对茶具功能的品评，更是对不同地域陶瓷美学特质的精妙概括，凸显了陶瓷产品因其材质、釉色、造型的差异而在使用体验与艺术感受上呈现出的鲜明地域性。

此后的宋、元、明、清诸代，陶瓷发展依旧延续了各个窑口齐头并进的态势，只不过景德镇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质瓷土资源、便利的水路运输条件、不断创新的制瓷技艺，以及在朝代更迭中相对稳定的生产环境，逐渐在众多窑口中脱颖而出，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，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。宋代钧窑的窑变万千，汝窑的天青温润，哥窑的金丝铁线，定窑的刻花白瓷，耀州窑的犀利刻花，磁州窑的白地黑花，建窑的兔毫油滴，吉州窑的剪纸贴花，无不展现出强烈的地域风格与很高的艺术成就。元代青花、釉里红的兴起，与景德镇的工艺创新密不可分，但也融合了多元文化的因素。明清时期，景德镇御窑厂的设立更是将官窑瓷器推向高处，青花、五彩、粉彩、珐琅彩等品种层出不穷，但其背后，仍可见到如龙泉青瓷、德化白瓷、宜兴紫砂、石湾陶塑等地方窑口依据自身传统与资源禀赋，持续发展，形成了与景德镇并立或互补的产业格局，满足了更为广阔的市场需求。       

建窑黑釉兔毫纹盏（故宫博物馆）

纵观中国陶瓷史，不同窑口在发展过程中，都经历了兴起、昌盛、衰落的生命周期，但正是这种此起彼伏、各擅胜场的动态过程，构成了陶瓷历史波澜壮阔的主旋律。陶瓷的地域性，不仅是其物质形态的自然烙印，更是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域的人们审美观念、生活方式与技术智慧的集中体现，是中华文明多样性、包容性与创造力的生动见证。

长沙窑花鸟纹壶（故宫博物馆）